鈞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鎮(zhèn)，那里地處山區(qū)自然資源豐富，有 “ 南山煤，西山釉，東山瓷土處處有 ” 之傳說。據(jù)實踐，生產鈞瓷如果離開這些條件，在任何國家都不會成功。

    鈞窯是我國宋代五大名窯之一，與汝、官、哥、定諸窯并駕齊驅。鈞瓷造型端莊，窯變美妙，色彩艷麗，五彩繽紛，又為諸窯之冠。

    鈞窯創(chuàng)燒于唐，興盛于宋，復燒于金元，延至明清仍繼續(xù)仿制，歷經千年而盛燒不衰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鈞窯系。 迄今為止，在禹州境內已發(fā)現(xiàn)北宋鈞窯遺址多達 40 處，尤以神垕鎮(zhèn)大劉山下最為集中。禹州現(xiàn)存最早的《鈞州志》中說： “ 瓷窯在州西大劉山下 ” 。在禹州市神垕鎮(zhèn)下白峪村和萇莊鄉(xiāng)等地，先后出土黑、褐釉高溫窯變花瓷，被陶瓷學家稱為 “ 唐鈞 ” ，它是宋代鈞瓷的先聲。宋 “ 靖康之變 ” ( 1126 年)后，宋室南遷，官鈞窯停燒，鈞瓷一時受挫。到金、元時代，鈞瓷有了新的發(fā)展，各地爭相仿制，風靡一時，鈞窯播火全國。元末明初，因戰(zhàn)亂和災荒，鈞窯生產漸衰。明、清時期，制瓷中心南移，北方諸名窯衰退，鈞窯也基本停燒。清朝晚期，鈞瓷復蘇。到光緒三十年( 1904 年)，神垕鎮(zhèn)燒制鈞瓷者已有 10 余家。民國年間，因戰(zhàn)亂、災荒頻繁，鈞瓷生產舉步維艱。至民國三十一年( 1942 年)后，因大旱和政局混亂，藝人外流，鈞瓷生產趨于停產狀態(tài)。

    鈞瓷的燒制是一種復雜的高難技術，還原程度很難控制；加上過去由于使用的是松木窯，窯溫難以達到均衡，從而影響到鈞瓷釉彩的成色，在燒制過程中有70%的產品會報廢掉，而其中的上品則更為罕見，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鈞瓷，自古就有 “ 黃金有價鈞無價 ” 的尊貴名聲，唐玄宗曾立令 “ 鈞不隨葬 ” ；宋徽宗時又成為御用珍品，誥封 “ 神鈞寶瓷 ” ，每年欽定生產36件，禁止民間收藏，所以現(xiàn)在墓葬出土的鈞瓷文物也甚為稀少。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館雖有收藏，為數(shù)也寥寥無幾。

    鈞窯的產地在河南省的禹縣，禹縣于北宋時名為陽翟縣，金大定二十四年更名為鈞州。按慣例窯以州名，鈞窯之名由此而得。過去的一些研究陶瓷史的學者和著述，也就窯以州名認為鈞窯始燒于金代。1974—1975年河南省博物館的事業(yè)人員，在禹縣鈞臺窯址的發(fā)掘中，出土有大量的鈞窯瓷器的散片，從這些標本的造型來判斷，它們具有鮮明的北宋時代特征。該窯址同時伴出還有“用鈞瓷泥制作的‘宣和元寶’錢模”，這一重要的發(fā)現(xiàn)，證明宋徽宗執(zhí)政時期，鈞窯瓷器已達到了鼎盛時代，從而糾正了過去鈞窯始燒于金代的立論。

    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種釉色的傳統(tǒng)規(guī)律，但這種花釉僅僅局限黑釉器物之上。到了宋代，這種復色釉的技藝已摻入到青釉制瓷工藝之中，這一突破乃鈞窯制瓷匠師們對我國古代制瓷工藝所作出的重大貢獻。

    鈞窯瓷器的胎色灰白淺黃，底刷漿釉，釉色有天青、月白、灰藍、海棠紅、玫瑰紫等色，出色的作品乃天青與玫瑰紫、海棠紅交接在一起，給人以變幻無窮的色彩美。不少人往往借用唐人詩句：“夕陽紫翠忽成風”來形容它，可謂一點也不過分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“宋鈞窯尊”，其口緣內施天青釉，器外則以大青、玫瑰紫和海棠紅交融在一起，釉色美如朝暉晚霞，極盡絢麗璀璨之致。其實，鈞窯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調來說，是濃淡不一、幽雅的天青色，而所謂到窯瓷器有月白、灰藍之色，也只是色度上的差異而已。因此，鈞窯瓷器仍屬于青瓷系統(tǒng)，而像此尊上所閃現(xiàn)的海棠紅色是加入銅的成份所致。銅紅的燒成難度較大，銅的含量多少，會影響到呈色的效果。此外，銅紅對窯溫和燒成氣氛也十分敏感，它必須以還原焰在 1250℃ 以上的高溫下，而且燒成氣氛控制得當，才能出現(xiàn)美麗的紅色，若稍有偏離，色澤就會隨之而產生變化；至于紫色則是青釉與銅紅釉互相融合的產物。鈞窯復色釉瓷器的燒成，不僅使宋代的青瓷色彩盡態(tài)極妍，它所產生變幻無窮的色彩美，為宋代的官窯青瓷又開辟了一個新的美學境界。

    鈞窯瓷器也是一種厚釉器物，典型的作品其瓷釉常常出現(xiàn)一種與色地不同的、呈不規(guī)則流動狀的細腺，它的形態(tài)宛如蚯蚓在泥土中游動的走泥狀，過去骨董界稱之為“蚯蚓走泥紋”。鈞窯器物所出現(xiàn)的“蚯蚓走泥紋”，與哥窯、官窯瓷器存在的開片一樣，也屬于燒成工藝上的一種病態(tài)，其形成機理是因為鈞窯瓷器都經過素燒，也就是為了避免瓷胚在高溫燒造時破裂和變形，先以較低溫度燒一次，以固定坯體。但它有時會促成釉層在燒窯過程中，于低溫中發(fā)生裂紋，隨著溫度逐漸燒高，使黏度較低部份的釉流入和填補裂紋造成的空隙，就形成了和眼淚流下來一樣的那種“蚯蚓走泥紋”，這種具有流動感的色絲將器物平添一種紋路美，在當時也為人們所欣賞。它作為鈞窯瓷器的一個特微，由此也成為文物界鑒定鈞窯器物的一點線索。

    鈞窯瓷器的釉色在宋代青釉中是別開生面的，禹縣鈞窯的異軍突起，導致黃河流域不少制瓷窯場群相仿制。鈞瓷的別致，自然也很快為統(tǒng)治者所看中。宋徽宗在位期間于禹縣設置官窯專門為大內生產部份皇室用瓷，其產品有各種花式口的盆和奩、出戰(zhàn)尊、斂口尊，鼓釘洗、爐、缽、碗、盤等，上述器皿都是按禁廷制樣進行生產，這些器皿乃和當年的花石綱有直接關聯(lián)。所謂‘綱’，最初是唐代玄宗朝設立漕運的‘綱運之法”，以十船為‘一綱’。到北宋末年，趙佶大肆搜括民脂民膏，綱的不同名目也就多起來了，而花石綱乃專門供奉徽宗無度揮霍的“御前綱”中最大的一種。崇寧四年十一月，為在東京(今開封)與建壽山艮獄，“以朱面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”，“凡士庶之家，一石一木稍堪玩者，即領健卒直入其家，用黃封表示，指為御前之物”，花石綱劫往東京的“嘉花名木”、“怪石嚴壑”一部份要用瓷器來陳設，禹縣釣臺窯址出土的器物底部刻有“一、二、三……至十編號’的盆、盆托的殘片，就是當年為宮廷燒造盆景所用的器皿。故宮博物院收藏“宋鈞窯出戟尊”器底刻有“三”字的編號，毫無疑問它應是當年禹縣釣臺窯址所燒造。有人曾對數(shù)十件有數(shù)字編號的同類器物進行排比，發(fā)現(xiàn)標號數(shù)字和器物的尺寸相關。“一”為起始號、為最大號，因而這件出戟尊屬較大型的作品。

    金代鈞窯瓷器的生產比北宋更為普遍，生產的范圍從河南擴大到河北、山西等地。這時有圈足的器物，圈足都露胎，只是在圈足的底心施釉。金鈞不如宋器，唯其青釉上所呈現(xiàn)的紫紅色斑塊，有其特殊風采。它仿佛在蔚藍的天空忽然涌現(xiàn)一片紅霞，比較美觀。入元，鈞瓷已成為北方民間比較普遍使用的瓷器。元代的窯場都燒制器形碩大、渾厚凝重的器物，這一時代的特征在鈞窯產品中也不例外。與金鈞一樣，這時的器物也遠不如宋瓷，其胎體粗松、釉面多棕眼，釉色一般為月白、天藍，也有以紅斑裝飾，呈色似顯呆板。但元鈞也不乏精美之作，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“元鈞窯貼花雙耳三足爐’，通體滿釉，以天藍色為主，與月白交融，猶如藍天白云，蔚為壯觀。作為厚釉失透的鈞窯瓷器，若採用刻、印花裝飾，較難達到理想的效果。此爐乃以堆貼的手法，在頸部裝飾專花和龍紋，腹部貼以鋪首，這種裝飾為宋鈞所不見。